①值得注意的是，宪法中关于国家主权象征的这些规定并非都需要法律化，如宪法中有首都、国歌的规定，但我国并没有一部首都法，也没有国歌法，②这并不是说国歌、首都就没有国旗、国徽重要，而是其内容与国旗、国徽相比较为简单，不需要专门立法。

其中，国王不同于大主教，大主教不同于主教，主教不同于长老，长老不同于伯爵，伯爵不同于男爵。与之相类似，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之第15条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

按照这样的规定，当犹太人作为债权人时，显然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虽然人民的形象一如既往，且重新宣告凡人无分种族、宗教、信仰，皆有不可侵损与神圣的权利，并再郑重确认1789年之人权宣言所赋予人类及公民之权利与自由。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法国人权宣言》主要体现为普遍而平等的自由人。然而，对于反动分子而言，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至于沿袭已久的敌人形象，虽然在序言中隐隐约约地露过一次面，但已经虚化，有点像韩愈在《初春小雨》一诗中所写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换言之，在财产继承问题上，不同身份的人对应于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维护自己的领导、管理权威，他们一般会更严格地要求下级遵守、执行其制定的规制规则和发布的规制措施。只有明了行政裁量规制的必要性，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一步探讨行政裁量自我规制在整个行政裁量规制中的特殊作用，从而明了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意义。行政机关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既要按照法定目的观考虑（法律目的、合理性），又要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从而找出适当的、合理的解决办法。至于法院对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有时可能会引用行政惯例作为判断行政裁量是否正当行使的理由，那也只是对行政自律的司法监督，而非直接的外部规制形式。

法治之所以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时受行政惯例规制，是因为此种规制是防止执法者反复无常，避免对行政相对人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导致行政处置高下悬殊的不公正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因为限制裁量权范围、边界主要是立法的任务。

有了软法，某些行政监管执法者即使想滥用裁量权，也不敢和不能随意滥用。其三，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自定遵守法定程序和非法定正当程序的自律规则，并相互监督实施。这些行政主体均可设定自我规制规则。可见，行政裁量自我规制只是行政裁量权规制的途径之一。

这里，法律对较大数额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留给了行政机关自行裁量。这样，他们进行的裁量就可能既背离形式正义，也背离实质正义。[10]狄骥写道‘法不是国家的创造，它存在于国家之外。因此，承担规范和规制行政裁量主要任务的只能是软法。

行政与政治、政策密切联系。否则，即构成对行政许可撤销、变更或者撤回裁量权的滥用。

文山县交警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对周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2008年4月2日《人民日报》曾刊登一个案例，涉及裁量基准对行政行为规制的法律效力问题：2007年8月2日，律师周文明驾车行驶至云南省文山县境内省道210线某处时，被文山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拦下，告知其行驶速度为每小时90公里，已超出该路段每小时70公里的限速。

行政裁量除自我规制外，还要接受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制、法院的司法规制和公民社会形成的软法（Soft Law）规制。裁量基准不是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执法者必须遵循裁量基准，但出现特殊情形时，执法者可不遵循，而应在法律赋予的裁量权大范围内作出行政行为。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主要方式有法的精神、法的基本原则、正当法律程序、行政惯例、行政政策、裁量基准等。立法确定裁量权行使条件的例子如《城乡规划法》第47条授权组织编制城乡规划的行政机关以依规定权限和程序修改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相应裁量权，但行使这一裁量权的先提是要具备下列情形之一：（1）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提出个性规划要求的。……根据法律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做某事。英国科克大法官进一步指出：裁量权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意见做某事。

因此，行政主体为防止裁量权滥用而对裁量权行使加以适当、适度自我规制虽属必须，但这种自我规制绝不能过分、过度。内森•卡多佐：《法律的生长》，刘培峰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7页。

行政主体自觉主动接受外部规制既需要外在环境、制度的压力，更需要行政主体自身自律。……法律就像旅行者一样，天明还得出发。

这些情形中的确需、应当虽然也有裁量的因素，但同时也是裁量的限制条件，行政主体如决定修改规划或事后接受监督时，应拿出确需、应当的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可能是成文的，也可能是不成文的。

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制定的调整相应社会关系的具有一定约束力、但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规范。再次，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相对于立法规制、司法规制和其他法律规制，成本较低，可节约立法和司法资源。但三者在目的的重心上却有所区别：立法规制除重视通过设定裁量程序规范裁量权外，还注重通过设定裁量边界、裁量条件等限制和控制裁量权，立法规制通过限制、控制和规范，保障裁量权在授权目的范围内行使。该案例虽说明了裁量基准不是法律，在行政执法现实情况出现裁量基准制定时未能考虑到的特殊情形时，执法者可不遵循裁量基准，而在法律赋予的裁量权大范围内作出行政行为。

正是基于行政裁量对于正义的善的价值和可能的恶的副作用并存，韦德提出，法治并不要求消除广泛的行政裁量权，但要求控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法的要领完全独立于国家，并且法律规则把自己强加于国家，如同它把自己强加于个人一样。

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认为，只有通过法律规制行政裁量，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裁量权统治之时，法律方达到了最佳状态。（5）城乡规划的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它们扎根于商业和伙伴关系的习惯形式与方法中，扎根于公平和正义的主流信仰中，扎根于我们称之为时代风俗的信仰和实践的复合体中。而作为立法者的议会议员、人民代表，大多为政治人物。

这种一定的规则主要就是软法。行政裁量权本来是立法机关授予的，但立法机关在授予裁量权时，同时会对行政主体行使此种裁量权予以相应限制、控制，即立法规制，以防止自己授出去的裁量权被滥用。立法确定裁量权行使范围的例子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授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裁量权，但规定其裁量的范围限于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很显然，这种间接制约既是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补充，也是促进和强化行政裁量自我规制作用的机制。

韦德指出：现代政府管理要求尽可能多且尽可能广泛的裁量权，议会法案起草者也竭力寻找能使裁量权变得更为广泛的新的措词形式，议会在通过这些法案时也无意多加思量。立法确定裁量权行使程序的例子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裁量必须遵循的程序。

因此，在法的基本原则没有为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自我规制—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自觉以法的基本原则规范其行为，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专门为规范行政执法裁量制定的具体判断、裁量标准，通常是对法律、法规原则性、抽象性、弹性条款或裁量幅度过大的条款具体化、细化和量化。

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赋予行政执法者的裁量权，执法者必须行使，不得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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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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